走过的路，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白，不想委屈自己的心。
——题记
这就是现在的我，已不年轻了，但我的心很“嫩”。
在我退休的前几天，我收到中国记协给我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纪念章。
我是那一年《三秦都市报》为数不多的获此殊荣的媒体人。
从一个初中没毕业的煤矿工人，经历了40年大变革的时代，我一度迷惘困惑到如今“知耻后勇”，舍弃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最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资深新闻人”。
有30年新闻从业经验，还不算是一个“资深新闻人”吗？我这个“资深”可是用时间熬出来的。
60岁生日那天，我举办了一场“60年人生岁月、45年工作经历、30年新闻职业生涯”告别会。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韩隽教授在会上说：
我今年从事新闻教学研究也是30年，艾凡新闻职业生涯也是30年，我们有着25年的交集。我们相识在激情满怀的上世纪90年代。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记得他用6个版的篇幅做的《花季少年之死》深度报道；长达半个月天天追踪的《延伸服务》系列报道和《谁是豪华别墅的主人》舆论监督报道，可以说这些报道是那个时代震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在一起开过很多次研讨会、策划会、交流会和总结会。艾凡给我印象是一个热情而不知疲倦，充满新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我经常给学生讲新闻人的形象，就是他这个样子。艾凡是我见到的实践新闻理想主义的最好模板。后来，我知道他是从煤矿走出来的，他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高加林”。高加林是路遥小说《人生》里面一个屡屡遭受命运打击、坚定实现自我理想的农村青年，后来《人生》被拍成了电影，高加林是那个年代电影里的励志典范。
我哪里有高加林那么有理想和抱负。不过，不甘于在煤矿度过一生，渴望走进省城新闻单位，当一个职业新闻人的经历倒有几分相似。
我当团委书记时，
被聘为《中国煤炭报》通讯员，
到矿上采访，像模像样的。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父亲在我不到两岁时就病逝了，母亲为了我的成长，将我带回到双鸭山煤矿的姥姥家，后来又随姥爷转到黑龙江七台河矿区。
白山黑水，尤其是其中的黑，就是我少儿时期眼里的景致。
我刚上初中，又随姥爷支援三线建设，调迁到陕西韩城煤炭建设指挥部，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
那时，韩城煤指刚筹建，还没有子弟学校，我就在当地的学校里念书，老师同学都是当地人，说的都是当地方言，上课我就像听天书一样，什么也听不懂。
有一次，全校学生去英山西韩铁路工地参加劳动，老师让同学们把笼“焊（音）”上，焊就是带上的意思。
我听不懂，以为是老师让人把一个叫龙的同学喊上一块去。
我想我刚到韩城，谁也不认识，把谁喊上也和我没关系。
劳动总要带工具吧，我扛了一把铁锨就去了英山。
老师见了十分生气说，让你把笼焊上，焊上，谁让你把铣焊来。
这时我才明白就是要把能装石块的筐带上，劳动主要是从山里把石块运到铁路工地，铁铣根本派不上用场。
我很愤怒，认为自己受了歧视，回去后就对母亲说，我不上学了，坚决不上了，于是小小年纪就到煤指的土建队当了一名临时工。
开始时是拉上架子车往工地运石灰，后来到砖厂做砖。
第二年，也就是年10月，我涂改了户口年龄，正式招工到了矿上，当了一名矿工。
矿上安排我学开车，我又成为一名矿山的汽车驾驶员。
人的一生很短，也就那么几十年，但就是这几十年，哪个职业是你最佳的位置？
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干了一个职业，有的人不安现状，总是“折腾”来“折腾”去的，不断地进行选择。
我应该属于后者，按说没上过几天学，能在矿山有个正式工作，而且还是个开汽车的，对于一个矿工子弟来说，这是非常不错的岗位了。
当卡车司机时的我，神情凝重，
对当时自己的状况不是很满意。
那年月不流行“时尚”、“时髦”的词汇，意思差不多，叫“吃香”。
有顺口溜叫四大吃香的职业：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
开车排名第二位，令当时我的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
年，我所在的单位有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领导看我年龄小，几次找我谈话要我去上学，我都不去，开车有出车?助费，一个月要比别人多拿十几块钱呢。
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对开车这个职业的看法。
年恢复高考后，有一天我要去西安拉货，单位一位西安知青的同事，让我给他家捎一袋子土豆。我把一麻袋土豆捎到了他父母家。
他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一袋子土豆有一百多斤，老两口都是学者，根本就没办法把土豆弄到家里去。
我说你们别动，我给你们扛回去。
我个子不大，矿工出身力气还是有的。
把土豆扛进家后，感动的老两口给我倒水洗手，还让同事的妹妹切西瓜给我吃。
那姑娘和我年龄一样大，也是下乡知青，回城复习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
从他们家出来我才知道什么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联想到我刚会说话的儿子，谁问长大了干什么？
儿子都说：开车。
我母亲还笑呵呵地跟人家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我要改变自己，我也要成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我开始看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反正能找到的书都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单位当上了团干部，负责出黑板报，后来又当了团委书记，还编了一份《青年之友》的内部期刊，给《韩城矿工报》当特约记者，被聘为《中国煤炭报》通讯员，后来机缘巧合又考上了武汉大学新闻系。
真正让我改变人生轨迹的是上了大学之后。
武汉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矿区，担任了韩城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可我慢慢发现我已经不适应矿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终于抛弃了很多人看好的“仕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时节，我背个摄影包，走进省城陕西日报社主办的《星期天》报“打工”，当摄影记者兼图片编辑，那年我已经36岁了。
我和当时已经在诗歌界颇有名气的诗人耿翔一块考进去的，他从咸阳走进省城西安，我从渭北最东边的韩城市来，我俩在这座城市都没有根，是“西漂一族”。
刚进城没地方住，就住报社存放报纸合订本的库房里。那是一个简易房，夏热冬凉。
报社配给我们的是那种可折叠的钢丝床，凉风透过薄薄的被褥，冻的我瑟瑟发抖。
我和耿翔半夜爬起来，把《星期天》合订本铺上一层，相互取笑说，我们是躺在厚厚的文化上睡觉的人。
夏天烈日把房子晒透了，热的人在房子里没法呆，我和耿翔一人拿一本书，溜进报社附近一家酒店大堂里装客人，后半夜才回到房子。
到酒店大堂装客人一次可以，不能总去，我俩就去环城公园（那时还没环城公园的叫法，叫城墙根儿）看跳舞，那时正流行跳三步、四步。
我俩谁也不会，何况也没舞伴，只是贴着城墙站着看。
一曲终了，他鼓励我去约舞伴上场，我推他先上。
这样你推我我推你，音乐又响了，本来女舞伴就不多，三下五除二被人都约完了。
我俩只好傻愣愣地蹭城墙根站着看。总算鼓足勇气想下一曲我俩一起去约女舞伴，结果音乐不响了，拜拜，露天舞会散场了。
我俩一脸沮丧地回到房子，一看，衬衫后背都蹭黑了，还得连夜洗衣服，要不然明天出去采访没穿的。
那段日子的确很艰苦，我俩在那个今天早拆了的库房住了两年。
有时，下班后报社都没人了，耿翔也回咸阳了。
我一个人泡一包方便面当晚餐，小卖部的大婶见我总买方便面吃，劝我说不敢总吃这个对身体不好。
我常常一个人无聊地去报社旁边的安东街上和那个修自行车的聊天，有时我也会比较我俩有什么不同，修自行车和当记者写稿子不都一样吗，都是一种谋生手段。
我还不如他，他天黑就回家睡觉，我还常常要深夜爬格子，那时写稿子全是用手写，还没有电脑。
可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写的一篇篇文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有一次，在一个机关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把我写的报道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这是干什么呢？当范文吗？
这时，我便彻底忘掉了生活所有的艰辛，我骄傲，我是一个“妙笔著文章”的职业新闻人啦。
我非常感谢《星期天》报安放了我最初的新闻理想。
这张照片特别珍贵，
是年元月4日在西安大雁塔拍的，
这就是理想中的我，
单纯，朝气蓬勃，还有点羞涩，
我常常问自己：这是我吗？
因为后来大伙儿都管我叫老狐狸。
著名诗人子页在我30年新闻职业生涯告别会上，朗诵了他写给我的一首诗：
致艾凡
一支笔支撑起思考的头颅
一张纸写滿了人间的故事
一双脚走遍三秦大地的角落
三十年新闻职业生涯
行者
书者
侠者
喜
和风吹暖千家万户
悲
冰霜下一草一木凋零
寻寻觅觅
磕磕撞撞
兢兢业业
捧出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是啊，我这一生一直在不断地折腾，不断的变化自己在社会的角色，都是在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
走过的路，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白，就是不想委屈自己的心。
有一个现已地处高位的老同事对我说，假如当初你不离开矿上，现在也会是一个局的党委书记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那也不见得，即使是这样子，也不过是多了一个不少的官，却少了一位“位卑未敢忘国忧”的职业新闻人，我不后悔。
我的一位同事说得好，这是个选择问题，人生是一张草图，每个人的一生都买的是单程车票，你体验了这样一种人生，就无法拥有另一种人生。
退休两年了，我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品牌战略策划专家余明阳策划团队专家组成员，一直为两个企业做品牌宣传顾问。
有时还给一些政府和企业宣传干部讲讲课，当然主要讲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践。
今年4月，又被陕西省政协的各界导报新闻培训中心特聘为“高级讲师”。
我也是“高级讲师”啦，我能胜任“高级讲师”吗？有时讲完课学员拿本子叫我签名，我每每惶恐不已，一一拒绝，我永远忘不掉我是一个初中都没上完的学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科技进步太快了。
这40年，我也完成了从一个矿山人向一个新闻人的转变，我无法再回到过去，我一直在努力向前行走，因为我只买了张单程车票！
我和矿上的同事们在一起，
叫女人围着，很正经的样子。
其时，我已有自己的“鸿鹄之志”。
此文首发自《长安艺文志》，经作者授权后转载。
作者简介
艾树林：笔名艾凡，陕西日报传媒集团资深新闻工作者，曾任三秦都市报总编助理兼记者部主任、通联培训部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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