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闲翻书偶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1977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表反华文章和我处理意见的通报的请求》。1976年11月阿党领导人将中阿分歧公开化。1977年7月7日又在其党报上发表长文歪曲和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而使其对中国的攻击出现新的升级。《请求》提出，从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仍对阿的反华文章不予置理，不同它公开论战。在国家关系上则坚持原则，不作有损于中阿关系的事；对阿援助继续执行已签订的协议。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阿尔巴尼亚的。学生时代，这个巴尔干半岛上一个不足道的小国，被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是我们心中的神圣之国。现在的青年人，不知有几人还会注意到阿尔巴尼亚。记得最早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阿尔巴尼亚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感到很震惊。在我们的印象中，阿尔巴尼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决。反南斯拉夫、反苏联，现在又开始反对我们了，难道我们也“修”了？后来，我们停止协议，撤回了援阿的专家，阿国对我国的攻击也随之升级。“同志加兄弟”开始破裂。当时私下议论，这不是和当年苏联对待我国时一样吗？“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尔巴尼亚在我们的心中淡去了。现在我们与之交往的都是以前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等国家。但阿尔巴尼亚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抹不掉了。最近，在浩瀚的书海中，发现了王洪起先生的《“山鹰之国”亲历》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一口气看完了。王洪起先生是新华社高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从1967年起先后4次、22年在新华社地拉那分社工作，分社负责人和首席，兼任驻马其顿首席。在《人民》、《红旗》杂志上发表通讯、译文多篇。译著有《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阿尔巴尼亚原外长雷兹.马利列著）等。现抄录几段如下：自1954年至1978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尔巴尼亚成为我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增加了阿国的生产能力。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援助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走进超过了我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援阿的复杂项目，我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年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而阿尔巴尼亚将本国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强行塞给我们包销。当时国内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钱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霍查，也不吸本国烟，吸的是筒装“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1974年，我使馆突然分给我们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才知道，这些香烟是我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我们。我们节衣缩食，勒紧腰带，万里迢迢，好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在露天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方人员提醒浪费问题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后来阿尔巴尼亚的胃口起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阿国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作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曾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飚在回忆录中说：“特别令我忧虑的是我国对阿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到4000多元，这是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阿时，曾问谢胡，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考虑过还的问题。”耿大使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
‘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国当年援助阿尔巴尼亚，是无私奉献，还是有偿援助？现在是否还清给我国了。反正当年看报，没见到向阿“逼债”。我们国家当年之所以弄得那样贫困，那几个“同志加兄弟”的拖累也不能不算一个原因。此书还有一段：多年来，地拉那城市的机械清扫率基本上为零，垃圾处理也是采取填埋处理。2005年，中国政府还为地拉那市无偿提供了清扫车和其他保洁工具，城市环境有了改善。地拉那又像个城市了。不知我国为什么还这样大方，无偿为人家提供。它地拉那环境改不改善，像不像个城市，与我们何干？我们自己的城市也没有全部普及清扫车吧？反正我所在的小城内，还是人工清扫，没见到清扫车为何物。毛泽东当时对外总是慷慨大方，大把大把的物资用来援助别人，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发扬国际主义。而自己的国民，连饭都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而几个所谓的“同志加兄弟”最后都翻脸了，有的还导致兵戎相见。这就是对他的所谓“发扬国际主义”的报答！赞